近日，记者在一些医院采访时得知，曾作为医生职业标志187年的听诊器已大受冷落，甚至有可能彻底“退出医疗舞台”。有说法认为，我国医疗已进入了“告别听诊器”的时代。可许多医生有不同看法。

　　一些医生告诉记者，现在用不好听诊器的医生大有人在，有的科室都难找到听诊器了。同时，属于听诊器那个时代的西医“视触叩听”和中医“望闻问切”，这些凭着医生的感官敏锐与现场技能的诊断功夫已大大退化，让位于形形色色的高科技诊断设备。记者一位朋友最近肚子不舒服，去看医生，他病情还没说完，医生就开出了肠镜检查单。另一位熟人感到胸闷，到医院也就是想请医生用听诊器听听，可医生根本没听，就开出了彩色多普勒等检查单。

　　著名呼吸科专家、省人民医院82岁的杨玉教授认为，这些年的科技发展的确大大提高了对疾病的诊断能力和速度，使以前临床上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有了确定的指标，使患者受惠。但另一方面，使很多医生养成了简单询问病情后就开单检查，然后根据检查单就开处方的习惯。医生从以前的“手艺人”一下变成了“机器人”。其实，只有将“手艺”和“机器”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好医生。他认为，我国至少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听诊器”类的基本功都是我国医疗的最好武器之一。

　　省中医院心脏科专家唐蜀华教授说，不是听诊器没用了，而是看如何用和想不想用。如美国一位医学教授制作了一张模拟6种心脏疾病异常心音的CD，让医学生反复听，使他们借助听诊器诊断心脏病的能力大大提高，病理性杂音的辨别率由30%提高到80%。这样做就对了，这说明听诊器没有过时，反而可以借助科技来提升。医生对检查设备的过度依赖，必然会降低其临床诊断能力，使医疗越来越“机器化”。

　　记者了解到，“听诊器”的受冷落还有更复杂的背景：当前医患关系不佳，医生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动不动就要让“机器”举证，当然也让“机器”承担责任；也有患者在就诊中“贪大求洋”；还有医院利用大型检查设备创收等等。这些不仅降低了医生的基本功，而且大大加重了患者的负担，成为我国当前“过度医疗”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中浪费也是惊人的。近日，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黎介寿院士批评“重视手术成功而忽略患者生存”现象，强调医生要有利用现有条件采用简便可行小手术的基本功。“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院士在宁也指出，无论什么高新技术，首先要对病人有利，到什么时候，医生都不能忽略手上功夫。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病人，他建议医生还是采取手工缝合来降低费用。

　　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周建农教授对记者说，“听诊器”是医生的文化符号，代代相传的“医生用手焐热听筒才做检查”的做法，是一种爱护患者和热爱事业的崇高精神。“动手”检查拉近了医患关系，“听诊器”是这“医学机器时代”的最后一件温暖医患的有情之物了。周建农教授是我国治疗直肠癌的知名专家，他认为，医生的手头功夫不会过时，例如，“一指禅”是业内对医生做直肠指检的“戏称”，此招是早期发现直肠癌的最直观、最简易和最低价的手段，可发现75%的直肠癌，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一指禅”在有关体检中，甚至于在有便血和便秘的患者中都没有得到广泛运用，况且，能做到“一指准”的医生也并不多。周建农教授说，既然伸一根指头不花钱就能诊断，为何非要做肠镜呢？这里有一个医德问题。

　　省中医院院长刘沈林教授对记者说，医疗是一个情感过程。这几年，他在该院提倡“情疗”，所谓“情疗”就是医护人员用真挚、热情和友好的语言、表情和行动，向患者表达自己的关怀、重视和尽力而为，使患者对某医生或医院产生“朋友般”的信赖和亲和力，由此减少其身心压力而使体内产生积极的康复因子，以此来大大提高疗效。刘沈林教授说，医生要做患者“亲人”，不能做“机器人”，仔细询问病情和做好基本检查就是医患沟通情感的最好平台。

　　本报记者 顾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