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提出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增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政策，而且需要税收等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调节，以及其他社会政策对扩大一般劳动者收入的支持。但是现在，以房地产为标志的某些借市场名义存在的不合理现状，有可能抵消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努力。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房地产市场等当前极不正常的现状不得到根本性转变，即使提高了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也会因为不断攀升的消费开支而导致这部分收入的提高被汲取走，最后的获利者仍然是以既得利益者集团为代表的旧有财富持有者。以中等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来说，现在已经完全纳入房地产市场，问题是这个市场里面还有很多不透明的因素，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又经常性地起不到降低房价的作用。

　　一个很吊诡的现象是:几乎每次宏观调控的结果都与宏观调控本应达到的目的相反，房价非但没有降低，反倒进一步提升了。为什么政策实施的结果和打出来的旗号截然相反，这一现象更加值得人深思。不根本解决这些市场中出现的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性问题，不把房价收入比等控制在中等收入者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中等收入者就难以承受这些消费性压力，也就难以形成稳固的中等收入人群。

　　要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得到增加而且呈上升趋势，就不仅要做好增量以及收入分配制度调整的工作，还需要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工作。没有社会保障，收入水平就难以稳定下来，如果大量出现因病返贫、因房返贫的现象，那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增加就只能体现在第一次分配的环节，而无法体现在最终的社会结构组成上。

　　中等收入者群体并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若干个从事各种行业和职业活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其相近水平的人们形成的。以中等收入者为主要成分的社会结构，是现代最稳定的社会结构。但是，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日趋明显，从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为0.458，已经突破了普遍意义上的警戒线。根据专家分析，到2020年，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达到50％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至少要降到0.36，农村至少要降到0.44，城镇至少要降到0.31。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要让穷人变富，增加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人群的渠道，这样，才能够降低基尼系数，达到“帕雷托最优”，也就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取得收入水平的提升。增加这样的渠道，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而且在城市和农村的内部均要打破收入过于不均衡的格局。这就必然需要社会公共政策的变革，也就是从为“先富”提供优惠政策到为大众层面提供广泛的收入提升的机会。

　　只有一方面提高现有收入水平，增加一般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渠道，一方面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切实降低房价等措施使得中等收入者的财富稳固下来，中等收入者才能逐渐增加并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