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如民营企业老板）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比如律师、医师、会计师、评估师、经理、自由撰稿人、作家等等）组成”。

  　提起新时期统战部门所说的“新社会阶层”，就不能不说说通常我们所熟知的“社会阶层”。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简单，在城市，你要么是国家干部，要么是工人阶级；在农村，你便是人民公社社员；另外，那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了。这种使社会结构简单化的制度安排，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因为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由一个“一元化”的领导中枢来统一计划调配，所以在“下面”，当然只需要有能够被动地“遵照执行”的终端设备就行了，当时的说法就是拧到哪里都管用的“螺丝钉”。结构越简单，来自中央的指令就越容易得到执行。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是纷繁复杂的，“一刀切”和“以不变应万变”显然行不通，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上计划经济理论日趋式微的根源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连续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成分日益复杂，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政治背景、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思想方法和生存方式也变得多元化了，社会结构也起了重大的变化。就整个社会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的社会阶层。按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划分，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比如靠低保或社会救济的人群）等十大阶层。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5个阶层可以和原先的社会阶层还对得上号以外，其余5个阶层似乎都是“崭新的”。如果进一步分析，在上述十大阶层之外，其实还有“农民工”这样的“两栖型”的特殊新阶层，还有发家致富（如炒股投机暴富）以后和子女们养尊处优、坐享其成的“有闲阶层”，等等，这就是所谓“中国国情”了。

  　按照社会学的阶层理论，看一个社会阶层，要看其经济收入、还要看其职业背景，但更重要的是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阶层意识。计划经济时代，在“人民内部”，实际上是尽力淡化阶层意识的，“工人老大哥”、“农民兄弟”的称呼以及“劳动人民”的统称，就使这两大阶层显得很近乎，而知识分子乃至知识青年是要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总的发展方向则是“解放全人类”。不过那些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形成的。

  　如此看来，“新的社会阶层”显然是一个统战部门的工作定义，而不是一般理论意义上的关于“社会阶层”和“新社会阶层”的严格定义。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社会中，阶层意识正在被重塑。需要说明的是，扩大中间阶层并非单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们所期待的，是阶层意识健康的中间阶层，是理性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栋梁。

  　当代中国经济腾飞仰赖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突显。如美国的比尔盖茨就是一个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是一个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如今他对美国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还积极报效社会，是全世界人人称赞的社会精英。中国当代无疑需要比尔盖茨这样的“新社会阶层”，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说，我们需要“埋头苦干的人”，需要“社会的脊梁”。但是，要使“新的社会阶层” 成为当代的“社会脊梁”，并非天然，需要引导，需要重塑。

  　我们且不说那些暴富后为富不仁的大款老板们吃喝嫖赌、盛气凌人、恃强欺弱，且不说他们巧取豪夺、挥金如土、胡作非为，

  即便是那些遵纪守法的“新阶层”人士，那些外表可称谓绅士级的人物，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往往会表现出一些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所格格不入的“不和谐音符”。譬如，春节期间，有酒楼老板想请贫困家庭免费吃年夜饭，但遭到其他订餐的顾客的抗议：和贫困家庭一起吃饭，脸上“不光彩”，希望酒楼不要“自跌身价”。这种不健康的阶层意识，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稍加考虑，我们不难发现，扩大中间阶层并非单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如民营企业老板）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比如律师、电脑网络工程师、会计师、评估师、经理、自由撰稿人、作家等等）”，这些人可谓当代的社会精英，他们承担着社会发展的重任，在经受社会生存和竞争的巨大压力的同时，大都收入颇丰，生活优裕，如果他们意气风发、报效社会，无疑会成为当代社会的栋梁；反之，如果他们缺乏引导，缺少团结，则毫无疑问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益。我们所期待的，是阶层意识健康的中间阶层，是理性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栋梁。

  　从这个意义出发，对这些阶层人士进行团结、引导、培训，意义重大。这显然正是新时期统战部门提出“新社会阶层”的本意。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必将要求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机制，即中国社会各阶层能够通过对话、交流、沟通、协商和妥协，最终达成大家都乐意遵守和维护的社会契约，并共同致力于社会经济腾飞与社会的文明进步。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