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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常照照荣辱观这面镜子


	2006年04月06日14:35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编者的话：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明确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有什么样的深刻内涵？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在哪？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又有怎样的联系？该如何引导干部群众和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本期特别策划从这些问题着手，约请专家学者、党政官员进行深刻解读。

　　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王杰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研究员彭劲松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和实践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其中最根本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成为明荣辱、践荣行、反耻行的表率，有力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必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基础，以“八荣八耻”为从政做人的基本要求。“官德毁而民德降”，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沦丧容易使少数群众产生失望情绪，是诱发社会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些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导致道德理想淡漠、道德观念错位、道德评价失衡、道德行为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严重滋长。在这种情势之下，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重构道德体系、重明荣辱之分、重建社会风气上起应有的模范带头作用。

　　“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道德修养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风貌直接影响和带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那些品德高尚的领导干部，大公无私、公正廉洁，甘做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人们从内心敬仰他们，服膺他们，他们就是人民心中的英雄楷模。

　　领导干部的道德状况决定了党的作风状况。一个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最终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孟子就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党风不正，败坏了党的形象，必然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通过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来促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纽带，是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把握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及时准确地向上级反映现实问题，做到下情上达；又要正确理解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做到上情下达，形成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广泛社会力量，推动全民道德建设的热潮。

　　“德”与“法”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李林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对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主义道德观与法治观的有机结合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道德观和法治观的内涵。

　　社会主义道德观与社会主义法治观是有机统一的：凡是社会主义法治禁止的，通常就是社会主义道德反对的。

　　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的“八荣八耻”，在一定意义和层面上是社会主义道德观的要求，在另外的意义和层面上，又是社会主义法治观的要求，它们总体上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比如，在社会行为层面上，“危害祖国”，既是社会主义道德荣辱观唾弃的行为，也是我国宪法和刑法等法律禁止的行为；“损人利己”、“见利忘义”既是违反道德伦理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也是违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规范的行为。在法律制度层面上，社会主义法治的立法坚持“良法善治”，执法强调“秉公为民”……所有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观对法治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要求，也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八荣八耻”荣辱观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要求。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我国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法治的禁止性、倡导性的行为标准，如禁止杀人放火，应当履行纳税服兵役义务等，一般是一种低度的行为标准；而社会主义道德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如见义勇为、大义灭亲、舍己救人等，通常是一种高度的行为标准。

　　社会主义法治的行为要求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要求则主要是通过舆论、良心等约束力保证实现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公民连法律规定的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低度行为标准都不能自觉遵守，遑论去实现道德要求的以自觉为基础的高度行为标准。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阐释了现行宪法和法律中有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容，并对相关行为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就对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级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行为标准，要求他们不仅不能做出任何渎职滥权、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等违法犯罪行为，还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也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政法战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完善法律，改革法制。例如，我们的立法需要研究如何对待“见利忘义”、“好逸恶劳”、“骄奢淫逸”等行为，能否用法律介入以及用什么法律、在何时、怎样介入等问题。

　　精神文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有机统一

　　“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在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关思想道德建设的时代内涵、对新世纪新阶段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法治在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职能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例如，我国的宪法以及教育立法、劳动立法、行政立法、经济立法、民商事立法、刑事立法等，应当根据精神文明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将“八荣八耻”中的有关道德要求，按照法律科学的规律和特点，有机合理地纳入法律视野，由法律来加以规范和保障；我国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应当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前提下，树立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扬善惩恶，扶正祛邪；我国的法制宣传工作应当更加自觉地把法治宣传教育与道德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寓“八荣八耻”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于法宣教育的内容和过程之中，努力培育全民族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

　　时代的道德标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景源孙春晨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当今的时代精神，指明了我国社会当前的基本价值导向，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抓住了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包含着很丰富的思想内涵。

　　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的基本价值导向

　　虽然现代社会多元价值的共存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并不表明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在价值观上，不仅存在着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而且提倡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方向，影响着人们对于生活意义和道德价值的理解，影响着人们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的行为选择。

　　胡锦涛同志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八荣八耻”澄清了社会生活中模糊的价值观念，分清了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的基本价值导向。

　　因此，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导向意义的主流价值观，是人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

　　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改善社会风气的热切愿望

　　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思想理论，以此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实现这些发展构想的社会道德基础。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要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

　　当前，不良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荣辱感丧失，是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党员干部道德素质的热切愿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体人民的道德共识，自然就应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实践，而在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过程中，党员干部的示范和表率是关键因素。对党员干部来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不只是个人修炼道德品性的需要，在运用人民给予的权力时，党员干部应自觉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落实“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执政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做光荣之事，拒耻辱之行，避免嘴上对什么是“荣”与“耻”说得头头是道，行动上却相距甚远的“说”与“做”的矛盾。

　　抓住了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核心问题

　　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将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概括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阐述和拓展了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公民道德建设内涵的新发展。同时，“八荣八耻”用对比的形式明确地分辨了人们行为中的是非和善恶，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在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中更具操作性。党和政府始终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但人们普遍感到成效不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荣辱观念的缺乏或混乱。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从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入手，是公民道德建设收到实效的重要前提。

　　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一向重视荣辱观念，强调人的羞恶之心，把有没有荣辱观、能不能“知耻”作为做人的标准。在我国，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应充分利用传统伦理文化的资源，将社会主义荣辱观融入人们的道德情感、道德心理和道德意识中，并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动。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道德环境与每个人微小的道德行为息息相关，如果每个人都做得好一点，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因此，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感悟荣辱观的道德价值。

　　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荣辱观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葛泉滋

　　从人类第一次用树叶遮身，羞耻之心便已萌生。自古以来，荣辱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就是一股不同凡响的激流，尚荣知耻、弃恶从善，从来就是为世人所称颂的优良美德。儒学的经典《论语》里，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能用道德来教育百姓，同时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就不但具备羞耻之心，而且能够改过向善。可见，孔老夫子把知耻的分量和作用看得很重很大，已经提升到治国安邦、惠泽百姓的高度上来了。这一点的确具有先见之明。

　　其实，早在孔子之前，周公就明确地意识到尚荣知耻对于国家安定的重要性。殷亡，周公总结其教训，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无德无道，满朝文武，寻欢作乐，欺压百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他力主加强道德建设，大倡荣耻之心。在东征胜利之后，于政务倥偬之余，周公花去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新的礼乐制度，史称“先君周公制周礼”。其中包括嫡长子继承制、爵与谥之制、条律之制、驭官之制、礼乐之制等，形成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此，天下百姓折服周朝，君臣有礼，巷民互敬，举国稳定，周代一直延续了500年。

　　孔子对周礼作了精深的研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把道德建设提升到很高的水平。打开一部《论语》，孔子与弟子对话，最精彩、最深刻、最集中的部分，就是如何做人的道理。仅是对于知耻，前后就论及13处之多，在此不妨作一些例举：

　　开篇的《学而篇》：“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是说行为只要恭敬合乎礼节，就能够免遭耻辱。因为“敬人者，人恒敬之”。《泰伯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是说国家繁荣昌盛，你却不思进取、流于贫困，那是一种耻辱；如果国家动荡不安，你却聚财自富，贪图享乐，那也是一种耻辱。

　　孔子的荣辱观念是何等鲜明、何等清澈、何等高远。千百年来，这些精辟之见，警世名言，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代代相传。

　　至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在社会舆论上居于主流地位。孔子提出的荣耻观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苏武牧羊，是以守节为荣；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以勤政为荣；文天祥视死如归，是以爱国为荣；杨震拒金，是以清廉为荣；郑板桥咏竹，是以爱民为荣；林则徐不治家产，是以俭朴为荣；莫不是受了儒家荣辱观念的浸染陶冶而成就了自身完美的人格和事业辉煌的业绩。优良传统是一笔财富，古为今用为明智之举。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在伟大的治党、治国实践中，已经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宝贵的遗产。在倡行“八荣八耻”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借助古人的智慧，汲取历史沉淀的精华。

　　历史上著名人物的荣辱观

　　苏武牧羊。苏武，西汉出使西域、尽忠守节的著名人物。作为出使西域的使者，苏武尽忠守节，在被匈奴扣押的19年中，他含辛茹苦，受尽折磨，宁死不屈。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他不屈服，面对北海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仍然不屈服。表现出了大义凛然的堂堂正气。苏武牧羊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并为后人仿效。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千古良相”的典范。父母早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后因徐州之乱，避乱荆州，潜心向学，淡泊明志。后受刘备三顾之礼，助蜀汉建立，拜为丞相。刘备伐吴失败，受托孤于永安，辅佐幼主。为完成统一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享年五十四岁，谥曰忠武侯。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怀念。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南宋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把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南下攻城略地，两年不到，便攻至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使元被拘，敌人劝降，他想到过自杀，以示忠心；战败被俘，他面无惧色，从容镇定，说：“事既如此，不必多言，快快取我头去”，言辞干脆，充分体现了为国捐躯的壮士气概。其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历史名句。

　　杨震“拒金”。杨震，东汉人。少好学，知识广博，当时被称为“关西孔子”。杨震当荆州刺史和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曾受杨震举荐的昌邑令王密，黑夜私自拜访杨震，送上十斤黄金。杨震当场拒收。王密说没有别人知道，杨震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怎可说无人知道？后世把拒收贿金称“四知金”。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从不接受别人的私自请托。子孙们常常吃素食，出门也是步行。有些亲朋故友劝他为子孙置办一些产业，杨震不肯。他说：“让后代人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把这个留给他们，不也是很丰厚的吗？”

　　郑板桥开仓赈济。郑板桥，清朝人。曾任曹州县吏。“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题画小诗，表达了郑板桥关心百姓的虔挚情感。任官时，一次辖区发生灾害，出于对灾民的关心，郑板桥开仓赈济，却触犯了贪官污吏的直接利益，被诬告而遭罢官。在他离职时，只有三条毛驴，一是他自己乘坐，二是驮他的书籍、阮琴，另是他仆人乘的。可谓“两袖清风”、“一官归去来”。当时官场上的腐朽和黑暗，促使郑板桥下定了“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的决心，他愤然绝意宦途，重返扬州，以卖画为生。（周晓燕编辑整理）

　　《人民论坛》 ( 2006-04-04 2006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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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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